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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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學系

本系的前身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史地學系,成立於民國35年,另設有三年制史地專修科一班,系主任兼掌科主任一職。民國38年,史地專修科第一屆學生結業,該科停止招生。民國44年,本校由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屬文學院。

 

民國51年,史地學系擴充為歷史學系和地理學系,仍隸屬文學院。歷史學系獨立之後,以事屬初創,頗費經營。幸首任系主任朱雲影教授多方擘劃,方漸就緒。民國54年夏,朱教授以事繁辭主任職,繼由戴玄之教授接任系主任。民國56年7月1日,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改制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仍隸屬文學院。58年,系主任戴玄之教授赴南洋大學講學,由朱雲影教授代理主任職。翌年8月,李符桐教授出掌系務。民國65年8月,王家儉教授接任系主任,68年夏,王教授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系主任職務由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朋園教授代理。69年2月,張教授接掌系篆,旋於同年8月赴美講學,系主任職務乃由文學院院長李國祁教授兼任。70年2月,郭為藩校長聘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明德教授出任本系主任,迄75年7月期滿離職為止。同年8月,繼由鄧元忠教授出任系主任。81年5月,系務會議依據本系主任選薦辦法,推選王仲孚教授為系主任,呈梁尚勇校長核定,於同年8月1日就任。民國84年8月以來,由鄭瑞明教授、吳文星教授、廖隆盛教授、林麗月教授、陳豐祥教授、陳登武教授、陳秀鳳副教授相繼接掌系務,105年8月起,由陳惠芬教授接任系主任迄今。

  

本系在歷屆主任領導經營下,對師資之選聘均極為慎重,積極提倡學術研究風氣,並力求圖書、設備之擴充,因而系務得以蒸蒸日上。目前本系有專兼任教師30餘位,除教學研究之外,另定期舉行研討會,討論有關教學及研究心得。本系現典藏有圖書雜誌6萬餘冊,其他各國歷史掛圖、錄影帶、幻燈片、照相機、幻燈機、投影機、打字機、顯像機、錄放影機、擴音機、錄音機、螢幕、膠裝機、電腦、掃描器等教學設備亦日漸充實。近年來因科技日趨發達,電腦、網際網路等愈形重要,本系乃架設歷史學系系站,希望能與各區人士互相交流(http://www.his.ntnu.edu.tw/main.php)。歷屆畢業系友均能卓然自立,或執教鞭、或任教務、或掌校政,孜孜不懈為國家社會服務。此外,獲得碩士或博士而執教於國內外大學及在各學術機構擔任研究工作者不僅為數可觀,表現亦極為優異。

二、歷史學系碩、博士班

鑒於國內學術發展之需要,本校於民國59年8月成立歷史研究所。初僅設碩士班。創所之初,一切因陋就簡,幸經歷任所長及多位師長之奔走擘劃,刻苦經營,終能開物成務,奠下今日發展的基礎。首任所長為朱雲影教授,民國60年8月李國祁教授繼任所長,極力延攬著名學者至本所任教,並嚴格要求訓練學生專業研究之能力,對本所師資之充實及研究生素質之提昇有重要貢獻。民國66年2月張朋園教授接任所長,一本延攬名師、提昇學生研究能力之政策,對本所紮實學風之蔚成有重要影響。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師資的充實,學術水準逐年提高,並衡諸國內學術發展的需要,於民國66年8月增設博士班,對本所學術水準之提昇及發展有重大助力。69年2月,張朋園教授兼掌所系,此後所長由系主任兼任遂為定制。85年起實行系所合一制,直迄於今。在歷任所長的經營之下,繼續致力於海內外優良師資之延聘、碩博士班課程之充實及研究水準之提升,本所因能保持優良學風,日益求進。

 

本所成立之初,即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合作,聘請該院研究員至本所開課並指導學生論文。此外,又聘請國外著名學者來任客座教授,師資陣容極為堅強。研究及教學重心偏重於中國近現代史、社會經濟史,近年在台灣史研究方面,亦有長足進展。另外,在學術研究上,特重史學與各科間之科際整合,在國內各史學研究所間,以開課新穎、訓練嚴格而著稱。為擴大研究生見識,本所經常聘請國內外學者蒞所專題演講。本所碩士班修業限制二年至四年,至少須修滿28學分,其中必修課程四學分;博士班修業年限二至七年,必須修滿20學分。攻讀碩士者,須具備外國語文能力至少一種;攻讀博士者,須具備至少兩種,經考試及格認可,且兩種學位均須撰寫畢業論文。故歷年來本所畢業論文學術品質皆甚優良,在國內、外風評甚佳。

  

此外,配合本校進修推廣部之發展,為提升中等學校歷史教師教學品質,本系曾於民國67年7月開辦暑期四十學分班。繼又於民國82年9月開設週末四十學分班。民國92年7月,開辦在職進修碩士班課程歷史科學分進修班。民國88年7月,本系為加強中學教學專業知能與實務之研究,提供中學歷史教師進修學位管道,特開設暑期教學碩士班,現任歷史教師通過招生考試入學,修業年限二至四個暑期,通過論文口試後授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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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與近代中國籃球運動的興起
    (2025) 林煒恩; Lin, Wei-En
    19世紀末,美國基督教青年會進入中國,推廣包括籃球在內的現代運動。20世紀初期,該會在中國設立體育課程與場館,籃球運動開始萌芽,逐步形成籃球聯賽體系,其中以上海與平津地區的籃球運動發展最為興盛。1920年代以前,上海與平津地區的籃球運動,以基督教青年會及校隊為主,1920年代以後,兩地的俱樂部籃球隊數量逐步上升,反映出中國的籃球運動已逐漸拓展至基督教青年會及學校以外的地方。第一章以上海和平津地區為例,探究近代中國籃球運動的發展歷程。在這段發展過程中,美國人與華人難免發生衝突,例如,1925年由上海華人成立的「中華籃球聯合會」,受到五卅運動的影響,選擇排擠具有美國背景的聖約翰大學學生加入比賽,使中美之間的關係產生裂痕;又例如,1922年,美國體育運動專家葛雷嘗試推動全國性組織―中華業餘運動聯合會,卻遭到中國地方體育團體的反對。幸運的是,皆有關鍵人士擔任上述兩起事件的調停角色,使得衝突得以化解。1926年,葛雷主動鼓勵華人運動專家擔任外國籃球聯合會的裁判,進一步修補了中美之間因五卅運動產生的隔閡;1924年,中國體育運動專家蔣湘青出面協調與化解葛雷與中國地方體育團體的矛盾,爾後達成共識,籌組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第二章探討美國專家,以及中國留美體育運動學人的培育。美國體育運動專家,不僅是中美籃球規則與知識交流的重要橋梁,也擔任中國學子的引薦人,推薦他們前往美國春田學院深造。美國的春田學院是培育中國體育運動人才的重要機構,留美體育運動學人返國後,積極推動中國的各項體育運動及籃球運動的發展。第三章聚焦於籃球競賽的演變,包括校內、校際、校外俱樂部競賽,以及國際競賽。天津萬國籃球賽由基督教青年會、美軍,以及中國專家共同合作籌辦,而柏林奧運的中國籃球代表隊的籌組與訓練,由留美體育運動專家董守義、舒鴻、宋君復負責。簡言之,不論是天津的萬國籃球賽,抑或是1936年柏林奧運中國籃球代表隊的籌組與訓練,均充分顯示出美國深遠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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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貿易公司與中美物資流動,1938-1958
    (2022) 陳鴻明; Chen, Hong- Ming
    抗戰時期,在嚴重缺乏物資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急需尋求國際借款,以確保戰爭所需要的關鍵物資,其中又以美國為主要對象。中國政府派遣以上海銀行家陳光甫為首的中國使美財政代表團,向美國財政部協商商業借款,最終確定以易貨方式進行,其債務方不能是政府部門,必須是以民營商業機構的名義行之,「世界貿易公司」於是在美成立。其主要業務為運用借款採購中國所需的美國工業物資,並銷售美國所需的中國農礦產品,以償還債款。1939年至1942年上半年,世界貿易公司運用易貨借款採購物資與銷售桐油償還借款的執行成效甚佳,不僅協助國民政府獲得汽車用品、石油產品、無線電等戰時物資,拓展商業網絡,也因提前償還桐油借款,建立商業信用。此外,作為中、美政府機構簽約、收款、驗貨、交貨與傳達商情的中介角色,其經營有賴於董事們在中國與美國的政商人際網絡,且有仁社與中國工程師學會等社團網絡的支持。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極力向外採購戰略物資,諸如中國豬鬃,並希望以有限資源達成戰爭生產最大化。在此情形下,物資的採購與出口均有優先次序,申請手續甚為繁雜。世界貿易公司在這些購銷事務上,付出諸多心力。1945年戰爭結束後,世界貿易公司依然發揮了代理中國政府採購物資、履行借款、申請出口許可證,以及銷售桐油換取外匯之職能。誠如陳光甫所說,中美物資供需問題絕對不是新事物,而是因為戰爭變得更加複雜。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主要從世界貿易公司領導階層的信件,以及該公司與中美各機關往來的業務資料,指出在美國供給物資主要管道的租借法案之外,世界貿易公司有別於中國國防供應公司與駐美中國物資供應委員會,係以商業途徑為政府解決許多戰時複雜的物資問題。再者,針對過往未梳理的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駐美採購機構的整併問題,本文也從世界貿易公司的整頓與結束經營,說明1950年代政府對美購銷物資的逐漸統一及制度化。整體而言,在中美關係史研究中,世界貿易公司確實有獨特之處。該公司的經營長達將近20年,其戰時所被賦予解決物資問題的任務,不因戰爭終止而結束,戰後仍執行戰時未完成的業務。作為戰時解決物資問題的機構,世界貿易公司在代理政府運用借款、購銷物資及參與商業交涉的同時,也進一步培養工程人才、傳遞工商資訊,更與中國廠商保持密切的連繫,期能深化經營基礎,展現了永續發展的商業思維。就此而言,本文以世界貿易公司為中心,探討戰時跨國物資流動的複雜過程,也為以下議題:作為駐美購銷物資機構、對美物資交涉、政商關係與人事網絡、經營策略,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歷史視角,並進而思索戰爭與物資交換的歷史意義,以及戰時經驗與戰後臺灣歷史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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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瑞德與美國對華關係,1944-1952
    (2022) 梁智傑; Liang, Chih-Chieh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衝突也日益激烈,進而導致「國共內戰」全面爆發。這場戰爭最終以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至台灣告終。為應對中國的新局勢,1949年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強調美國政府無須為中華民國戰敗而負責。1950年1月,美國更宣布不在軍事援助中華民國,直到6月韓戰爆發後才改變政策。有關這一段時期的中美關係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但對親歷此一決策過程的中下級軍官的研究則相對較少。包瑞德上校1892出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1917年入伍以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24年被派駐至中國擔任北京公使館助理武官以學習中文,曾見證許多民國時期的重大事件,並與史迪威將軍以及馬歇爾將軍結為好友。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會戰」,國軍全面潰敗。為探討與共軍合作的可行性,由中緬印戰區組成「美軍觀察組」,亦稱「迪克西使團」,在史迪威的推薦下由包瑞德出任第一任團長。在延安期間,包瑞德主要任務為蒐集中國共產黨軍事情報。除此之外,他曾與中共領導人如毛澤東等人接觸,軍旅生涯達到頂峰。然而,這一段經歷也讓包瑞德失去晉升將領的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包瑞德繼續在中國擔任助理武官,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成立。1950年2月,包瑞德離開北平,被奉派至台灣擔任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武官。然而因為在延安的經歷,使得不受中華民國政府的信任。包瑞德退伍後曾希望定居北平,卻因在1951年被指控涉嫌暗殺毛澤東被中共所通緝。後來他希望居住在台北,卻因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對,最終只能回到美國,終其一生未能再次踏足中國和台灣。包瑞德是一名效忠於美國的軍官,也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執行者。然而他長期在中國服役,並熱愛中國的文化與人民,中國已成為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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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戰爭時期國民黨中宣部對美宣傳網絡與活動
    (2023) 楊鈞量; Yang, Chun-Liang
    中國對日抗戰期間,國民黨在訓政體制下以黨領政,由中宣部全權負責對美宣傳工作。蔣中正透過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與國際宣傳處處長曾虛白,建構橫跨太平洋兩岸,包含黨政職員與民間人士,中美共同參與之宣傳網絡。該網絡中不僅有中宣部領軍之國際廣播電臺與中央通訊社等單位,更在美國由中宣部駐美代表夏晉麟與于斌、林語堂等人合作,發行《戰時中國》雜誌,精心建構對美宣傳網絡。中宣部再以畢範宇、畢範理、亨利.魯斯為中介,接洽美國《時代》媒體集團與聯合援華會為中國造勢。中宣部對美宣傳模式,最初頗見成效,但到太平洋戰爭後期,先後遇上美國記者白修德採訪河南大饑荒、中外記者團參訪延安中共根據地等事件,他們的負面報導,戳破國民政府刻意宣傳的良好形象,亦顯示中宣部宣傳工作的失效。國民政府試圖透過對美宣傳網絡,傳達其在抗戰建國過程中的軍事戰績與民主成就,在美國輿論中渲染一幅美好的中國形象,進而由下而上影響美國政府之決策。隨著珍珠港事件後中美兩國成為盟友,中宣部對美宣傳工作之目標從拉攏美國對日作戰,轉而推動美軍採納以亞洲戰場優先於歐洲之戰略,並爭取更多的援華軍事與經濟資源。太平洋戰爭初期,中宣部成功透過在美之宣傳活動,動員美國記者、媒體與民間團體,對美國政府形成輿論壓力以推動利於中國之法案。在太平洋戰爭後期,國民政府卻因為內政外交之失措、軍事與經濟上的挫折、宣傳與實際之間的落差,相繼失去美國軍方、政府與民間的信賴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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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歇爾與戰後美國對華政策(1945-1949)
    (2021) 歐陽子軒; AO IEONG, CHI HIN
    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和平並没有降臨中國,隨之而來的是國共就搶佔日佔區而開展的衝突。雖則國共兩黨曾在時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促成下達成「雙十協定」,然而兩黨並没有因此停止敵對,雙方的衝突更有越演越烈之勢。美國研判國共雙方的衝突將使中國陥入內戰,不利於美國對華政策的開展,故美國決心以發揮政治力量的方法全面干預中國內戰。適逢赫爾利因對美國對華政策之不滿而大肆抨擊美國政府,致使美國政府之對華政策淪為朝野攻擊之對象,美國總統杜魯門遂決定派遣德高望重之馬歇爾出使中國,調處中國內戰。馬歇爾於1946年12月出使中國,並於1947年1月返美。此一年之使華調處,可分為前後兩期,兩期又以1946年3月馬歇爾回美述職作為分水嶺。馬歇爾使華調處之前期,是為其使華調處之「蜜月期」,分別促成了停戰令、軍事調處執行部以及整軍協議。然而馬歇爾卻並未處理國共之間的深層次矛盾,致使其返美述職期間,國共雙方終因爭奪東北而大打出手。馬歇爾自美國返回後,調處日漸艱困,一方面是蔣介石決心武力剿共﹐另一方面則是中共因獲得蘇聯之暗助而得以進入東北發展,國共雙方各有盤算,互不相讓。蔣介石欺瞞馬歇爾前往瀋陽督師,進攻長春的舉動更是成為馬歇爾與國府及蔣介石決裂的根源。及後縱有司徒雷登襄助,馬歇爾的調處仍未見起色,調處陷入停滯。馬歇爾深知已無法調處,故轉向鼓勵中國第三方勢力人士積極參政,讓中國人為自己國家負責,並致力於確保1946年憲法之通過。1947年1月,馬歇爾結束其使華任務返美,旋即接任國務卿一職。馬歇爾因其在中國調處的經驗,已對國府的管治能力失去信心,故有意逐步將美國勢力退出中國。適逢共產主義席捲歐洲,美國得以重新審視其全球戰略佈局,在全新的戰略思維下,中國的戰略重要性被大幅調低。在范宣德及肯楠的提議下,馬歇爾決意採取「重歐輕亞、扶植日本」的全新外交思維,棄守中國。1947年魏德邁之使華及1948年援華法案之通過,均是馬歇爾受外在壓力下的無奈之舉,馬歇爾消極、棄守中國的對華立場始終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