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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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緣起

中國早自漢唐時代與外國有所接觸時便已有譯書的工作開始進行,尤其至清末民初,列強入侵,國事艱困之際,有識之士體認借助西學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不少人士毅然投入西書中譯工作,其結果對我國政治社會文化都產生劇烈的衝擊。直至今日,隨著傳播通訊之發達,舉世已成為聲息相關的地球村,如何透過翻譯慎重採擷外國之優點,促進我國之文化科技進步;又如何透過翻譯將我國人民的多方成就傳揚海外,提昇我國之國際地位;都是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慎重其事的問題。

本所為國內第一所公立之翻譯研究所,歷時四年餘籌劃,於八十五年八月正式開辦。設立之目標,一為配合當前社會所需,兼顧科技整合,培養各領域專業口筆譯人才;另一方面則強調翻譯之學術及理論研究,以配合國家發展政策,擴大國際文化交流,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良師益友

本所師資陣容強,除積極延聘專任教師,並禮聘國內各大學教授或專家任教。筆譯組教授多為著作等身之名家,如延聘自香港中文大學之劉宓慶客座教授、中研院李奭學研究員等,口譯組教授多為具有從事高層國際會議口譯多年經驗之專家,如陳子瑋、吳敏嘉、周滿華、黃勝美等,都是我國多年來在WTO、APEC等重要經貿談判中協助政府首長折衝樽俎的幕後英雄。此外,為充實學生在文學、語言學、法政、經貿、科技、藝術各方面之素養,更敦請如彭鏡禧、李振清、羅青、席慕德等教授執教。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現在仍要求TOEFL或IELTS測驗極高成績作為參與入學考試之基本資格。所有學生來自多樣化的大學主修背景,包含文學、教育、新聞、企管、理工、醫學等,又都有優異的中英文造詣;同窗研讀,互相砥礪,自然能精益求精,不斷精進。

淬礪精煉

在課程方面,本所之口筆譯兩組,一年級多為必修科目。全所共同必修科目包括中國翻譯史、翻譯概論研究、初級筆譯練習。筆譯組的必修科目還有比較文體論、筆譯研究方法、進階筆譯練習。口譯組的必修科目包括口譯研究方法、視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習。以上的必修科目以外,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系列專題講座,從美術、音樂、體育、經貿、工業科技、物理等專題中獲取豐富的背景知識,以利譯事的進行。

一年級結束時,筆譯及口譯組學生均應通過資格考試,以確定其有繼續二年級課程之能力,如不能通過,則不准續修二年級課程。自二年級起,口筆譯兩組課程均分為理論及實務兩個取向。學生可擇一方向努力,分別加強理論研究或實務訓練。修畢相關科目後,學生仍必須接受學科考試及論文考試,始得畢業。在學科考試方面,理論取向學生應以筆試就「口筆譯理論」與「翻譯史」應考,實務取向學生則應就筆譯或口譯專長接受專業考試;論文部分,理論取向學生應提出三萬字以上的學術研究之論文,實務取向學生則可以筆譯作品或口譯實際表現,配合一萬字以上的自我評析報告作為論文。

由於翻譯工作需要深厚的語文基礎與豐富的專業知識,本所也鼓勵學生儘量爭取出國研習的機會,甚至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所有學生在學期間應至國外研習三個月至六個月。本校與多所國外知名大學有合作協定,目前每年師大派往國外交換學生中,有一半是本所學生。

追求卓越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且採取從嚴教學的高標準原則,許多學生戲稱本所是全國入學最難、畢業更難的研究所,確非虛言。事實上,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筆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37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37學分;口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52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69學分,應該也是全國各研究所少見的規定。但是,本所全體師生都有共識,唯有作最高的自我期許,才能達成超群的成就,因此,莫不兢兢業業,迎接挑戰。相信凡是通過考驗的畢業生,都能依個人志趣,或為國內領導翻譯研究的學者或教授,或為首屈一指的口筆譯專家;共同努力,達成建立翻譯實務專業尊嚴、與提昇翻譯研究學術地位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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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ajority of One" :傳教士譯者馬克萊奇
    (2023) 張孝耘; Chang, Shawrene
    馬克萊奇是第一本《易經》及《御纂朱子全書•理氣》英譯本的譯者,雖然首開先河,但百多年來飽受惡評、漠視與誤解。本論文以傳記形式從馬克萊奇的視角鋪陳他翻譯這兩本中國經典的時代背景與他的傳教生涯,來重新檢視他這兩本譯本及評論的流變。研究發現他的翻譯是為了證明中國經典裡的「上帝」不是Christian God,以此將十九世紀在華新教傳教士譯名之爭的戰場從原本的《聖經》中譯轉向中國經典英譯。他的翻譯是他傳教士生涯的一部份,不僅和他在中國的所思所見密切相關,也聯繫著當時在中國其他傳教士的所言所行,以及當時中國發生的大小事件。主張「上帝」譯名的漢學家理雅各對他強烈且情緒化的抨擊是其飽受惡評及漠視的源頭,當代學者雖然不再譏諷他將「上帝」詮釋為雌雄同體的朱庇特,但也忘了他翻譯的初衷,以致誤解頻生。所以他的翻譯必須放回到他的傳教士身分與生涯中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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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網球書籍翻譯史初探
    (2021) 薛彗妙; Hsueh, Hui-Miao
    翻譯在我國網球發展歷程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為開創運動翻譯贊助者研究且彌補網球翻譯研究之空缺,本研究旨在藉由描述性翻譯研究與多元系統的觀點,從贊助者與譯者角度探究網球譯著產生機制,並探討國內大專院校網球課和學位論文引用網球譯著之情形,檢視書籍翻譯對臺灣網壇的影響。研究發現我國自1971年至2021年止共出版73本網球譯著,超過八成譯自日語或英語;技術教學書占比高達82%,人物傳記、運動心理、營養生理與歷史文化則數量不多。網球譯著產量在1980年代達到高峰,2000年代數量最少,出版趨勢大致呼應我國譯書出版歷史脈絡。國內出版社受到1960年代以來叢書出版風氣影響,大量經營體育叢書並譯介網球書籍,是網球譯著的主要贊助者。然而從麥田出版社與民生報叢書的例子看來,棒球和籃球在運動翻譯系統佔據主要地位,並將網球排擠至邊陲,反映多元系統的特徵。最後,網球譯著的譯者多半不具網球專長,僅極少數從事網球運動,然而譯者透過翻譯傳播網球知識及推廣網球發展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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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喬志高的影子?評析The Great Gatsby在臺灣中譯概況
    (2021) 溫恒; Wen, Heng
    本研究透過翻譯史分析研究美國小說家F. Scott Fitzgerald的The Great Gatsby在台灣流通發行的中譯本概況,並採取文獻比較分析法,結合部分譯者的訪談及相關譯評的整理,進行在台灣自第一本The Great Gatsby中譯本——黃淑慎的《永恆之戀》——問世後,各個時期中譯版本與喬志高的譯本《大亨小傳》的比較,勾勒出時空環境因素及彼此譯作的交互影響,進一步了解喬志高譯版的影響及各時期譯者在這段譯史中的活動概況。The Great Gatsby中譯本從美國冷戰時期文化大外宣的一環,之後成為出版社暢銷書單及美語學習用書。The Great Gatsby中譯本在台灣的概況,除了反映喬志高的譯本《大亨小傳》的深遠影響,同時也呈現譯者主體性逐漸顯現,職業化及專業訓練的趨向。儘管喬志高譯版的影響仍在,我們仍能觀察到後期譯者們試圖以譯文風格或翻譯策略挑戰喬志高的經典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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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孤憤?譯者如何將《聊齋誌異》佔為己有
    (2013) 何光煒; Wesley Holzer
    清初經典小說《聊齋誌異》不僅是「鬼狐」的誌怪,更是作者蒲松齡評論社會以及表達個人「孤憤」的平台,因內容發人深省,堪稱中國古典文言小說的鉅作。西方人早在十九世紀將《聊齋誌異》一部份譯出為外文,但就英語譯文而言,一百多年的文筆和風格皆大同小異,尤其是一代又一代的譯者將作者蒲松齡的重要角色從中刪除的大工程。 清朝的評論者早期探討的是《聊齋誌異》的怪「異」現象,後來的學者卻將焦點移到蒲松齡本身,誇獎他無與倫比的文筆。西方來的學者亦同,對蒲松齡的獨特風格也讚不絕口,一百多年來的譯者就因此努力地模仿原文的風格,產生表面上絕多數相似的譯文。 因為文筆相似,譯者只好另外想辦法由眾脫穎而出,手段可分為「刪除法」、「添加法」、「調整法」三個大策略。各個譯者透過「刪除法」選出代表心目中《聊齋誌異》的幾篇,從原文的近五百個短篇故事,剔除不符合翻譯目的的篇章,再大量「添加」註解,讓自己的聲音大過於蒲松齡,最後透過「調整」讀者對蒲松齡的印象,順利搶走異史氏的位子,讓譯者成為《聊齋誌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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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貝爾迷夢:遠景與九五文化《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翻譯出版研究
    (2014) 蔡孟儒; Tsai Meng-Ru
    一九七○年代台灣出版業蓬勃發展,帶動一波套書風潮,題材從理財保健到史地傳記,包羅萬象。一九八○年代初期,九五、名家和遠景三家出版社不約而同看上諾貝爾文學獎,計畫製作套書收錄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因而掀起一場搶奪預約市場的報紙廣告大戰,最後名家中途打退堂鼓,九五和遠景各推出一套《諾貝爾文學獎全集》。諾貝爾全集的製作難度絕非一般套書所能比擬,首先套書必須在短時間內分批出齊整套作品,八○年代的台灣譯者數量足以在時限內應付如此龐大的工作量嗎?再者,諾貝爾獎是歐洲中心的獎項,希臘、冰島等得主的文學作品原文從何取得?台灣又有多少譯者和編輯具備歐洲語系能力?從市場角度考量,當時台灣讀者接觸的文學仍以英美和日本為主,出版社如何推銷歐洲文學居多的諾貝爾文學獎? 本文從原文來源、譯者來源、新譯與非新譯作品比例和譯文品質四種面向探討遠景與九五兩套全集。研究發現,遠景有一套挑選收錄作品的標準,原文委託書店進口或托人代購;九五則直接翻譯日文版諾貝爾,照單全收。遠景和九五全集收錄的作品並非全數新譯,兩家出版社都沿用港中台三地的現成譯本,以壓縮製作時間,降低成本。遠景的新譯作品比例較九五高,整體譯文品質也更好。兩套書雖然銷售不如預期,對台灣的貢獻仍不容抹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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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吉訶德》的英、中譯本歷史比較分析
    (2017) 馬里奧; Mario Santander Oliván
    《堂吉訶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是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大文豪塞萬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的偉大傳世巨著。這部十七世紀的作品是西方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現代小說、西班牙黃金時代和整個西班牙文學經典中最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亦是世界文學的珍寶。曾經不少研究者寫了學術論文探討全世界最知名西班牙小說,同時也被翻譯成140多種語言,但對於《堂吉訶德》不同譯本的翻譯研究以及歷史比較分析研究卻相當少。 本研究試圖從歷史比較分析探討不同語言如何翻譯世界文學的鉅作。本博士論文的目的是分析《堂吉訶德》之兩個英譯本,皮耶爾·安托萬·莫妥 (Pierre Antoine Motteux) 和伊迪絲·格羅斯曼 (Edith Grossman) 的譯本,和兩個中譯本,即楊絳和董燕生的譯本;前兩個譯本直接從西班牙文翻譯成英文,後兩個譯本直接從西班牙文翻譯成中文,專注於英、中譯本的翻譯策略,並比較英文與中文譯者不同翻譯技巧。本研究發現雖然時代不同、語言不同,但是中英譯者的考量有不少相似之處,皮耶爾·安托萬·莫妥和楊絳專注於目標讀者 (target reader),歸化 (domesticating) 堂吉訶德來獲得觀眾的認可,而伊迪絲·格羅斯曼和董燕生注重於保留原西班牙文小說的特色,採用多種異化 (foreignizing) 翻譯策略和現代讀者使用的當代目標語言 (target language)。 在台灣,中英文翻譯研究越來越多,但中西文翻譯領域的研究仍然非常稀少。在世界上,只有少數翻譯研究比較和分析三個或更多語言,即使二十一世紀是多語言 (multilingualism) 的時代。本論文同時也是全世界《堂吉訶德》第一個英、中譯本歷史比較分析研究,同時也是結合世界三大語言在同一個研究文本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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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錢鍾書的翻譯觀
    (2019) 張忠安; Chang, Chung-An
    錢鍾書先生(1910~1998)或許是中國當代最博學及具批判意識的一位人文學者。他的「化境」翻譯觀,對中國翻譯話語帶來極大的影響,而且也對提升中國傳統翻譯理論帶來實質貢獻,廣受學界認可。然而,對於錢鍾書翻譯論述的確實性,評論家們有諸多批評,認為是個人經驗談、自相矛盾、甚至是幻象,並與中國翻譯傳統產生斷裂。本論文主要即是針對這些挑戰,做出有效的回應,並對錢鍾書的翻譯觀進行全面分析。作者認為我們無法單獨地理解錢鍾書的翻譯思想,而必須檢視該思想所依據的社會、文化、與歷史脈絡,才能理解錢的想法。因此,本論文嘗試將錢鍾書主要的中英文著作中,散落至各處的翻譯評論與批判觀點串連起來,對他的翻譯觀提供邏輯連貫的論述與分析。首先,探索錢鍾書對佛經翻譯史的論述,並檢視錢鍾書於探討翻譯時運用的闡釋學概念,能全面理解他所支持的忠信翻譯觀的複雜性。第二,本論文也指出錢鍾書的化境翻譯觀,是大多數的中國翻譯理論家們都認識,但只有極少數論者對此觀點仔細地研究。因此,本論文試著對化境觀作出哲學性的詮釋,並探討隱與露的辯證議題。錢鍾書於探討化境這個重要的概念時,即時常提及此重要的文學主題。最後,本論文對晚清當時的社會與文化氛圍做了歷史性的回顧,並試著解釋錢鍾書為何會讚賞林紓於其翻譯作品中作出的種種操作。同時也論證了錢鍾書與林紓兩位知識份子,有雷同的想法,對使用古文與尋找中西方文學的相似性方面,都抱持相似的觀點。錢鍾書作為翻譯批評家與文學批評家的雙重角色,也會在本論文做出討論。整體而言,本論文澄清了前人對錢鍾書翻譯觀的普遍誤解,並深入分析他的翻譯思維在整體翻譯研究的理論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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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戲劇,搬演政治:1990年代表演工作坊的三部改編劇作
    (2017) 陳思穎; Chen, Szu-Ying
    表演工作坊自1980年代創團起至2000年代初,幾乎年年搬演翻譯戲劇,但這些劇作的譯本不一定能夠出版,表演工作坊的演出便成為觀眾了解特定劇目的唯一途徑。由於戲劇演出講求當下的效果,表演工作坊搬上舞台的翻譯戲劇通常經過在地化改編,然而分析1990年代的三齣劇作可得知,其操縱不單消弭了文化差異,亦深受台灣當時的政治環境影響,反映出異於原作的政治觀。 本研究選定《非要住院》(1990)、《意外死亡(非常意外!)》(1995)、《絕不付帳!》(1998)三齣戲劇,分析表演工作坊的翻譯策略。《非要住院》譯自英國劇作家史塔波德的電視劇本A Separate Peace,添加黑道大哥阿彪一角,並加深個人與社會的二元衝突,強化消極避世的意味;《意外死亡(非常意外!)》及《絕不付帳!》分別譯自義大利喜劇大師達利歐‧弗的Morte accidentale di anarchico與Non si paga! Non si paga!,前者淡化原作的政治訴求與意識形態,將原有的反政府立場改寫為反政治;後者將劇中的抗爭對象從企業家改寫為建商,影射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 對照時代脈絡,1980年代末起,李登輝掌權,國民黨內鬥劇烈,反對黨則逐漸茁壯,統獨、省籍成為1990年代的熱門議題。隨著台灣政治環境改變,表演工作坊在劇中呈現的政治立場也隨之變化,從1990年渴望遠離政治,1995年厭棄政治,到了1998年則把批判對象聚焦於陳水扁與國民黨黑金政治。表演工作坊在譯介戲劇的過程中做出明顯的操縱,藉翻譯劇表達自身的政治觀點,雖保留原作的劇情架構與人物,實際上卻轉移批判焦點與政治意識形態,也流露外省第二代的認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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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後語言轉換時期的翻譯──以《臺灣新生報》副刊《橋》為例
    (2016) 方慈安; Fang, Alexi
    由於統治政權改易,台灣在百餘年間,便經歷兩次激烈、人為的官方語言改換。語言作為傳遞與反映意識形態的工具,成為統治者建立民族想像、塑造文化的基礎,因此無論是日本政府或國民政府,都致力推動語言相關的教育、宣傳、文化政策,乃至禁令。《臺灣新生報》在日治時期原名《臺灣日日新報》,是臺灣總督府官營媒體,戰後初期由國民政府接收並易名,仍然具有官報性質,其文學副刊《橋》於1947年8月至1949年4月間不定期連載,共發行223期。其中將楊逵、葉石濤、邱媽寅等等本省作家以日文寫作之作品譯為中文刊載者不在少數,另也刊載討論台灣文學定位及發展的專論文章,並舉行茶會等活動,促進作家文人交流。與較為樣板化、具有強制性質的官方語言政策相較,《橋》副刊的討論更直接面對當時台灣社會多種語言文化並存的狀態。本研究由翻譯角度出發,以《橋》副刊為研究主體,觀察翻譯活動在戰後初期台灣面臨激烈的語言政策轉變時,扮演何種角色,具有怎樣的功能,從事翻譯的譯者語言養成背景為何,對翻譯有什麼樣的想像與實踐。期望透過單一刊物的翻譯觀察,窺見戰後初期語言轉換時的翻譯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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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翻譯的症候與病理:台灣社會學翻譯研究,1950s-2000s
    (2005) 王志弘; Chih-hung Wang
    翻譯不僅是為了克服語言隔閡,滿足文化交流需要的事業,翻譯還是文化政治的一環。本研究首先釐清學術翻譯的文化政治疑旨,界定學術做為特殊社會場域的性質,提出翻譯概念的視野:翻譯是社會性的行動與關係,是表意實踐與再現的越界,涉及了主體與他者之定位,以及意識形態的傳佈和運作。翻譯之為焦慮的症候,以及本研究做為翻譯病理的探究,便在這種界定下展開。 本研究以台灣戰後社會學通論和理論類譯作為例,大體區分了兩個主要發展階段。首先是1950年代至 1980年代中期,社會學體制化與現代化範型下的翻譯,討論早期以適應教學需求的翻譯事業,如何從1950年代和1960年代重印大陸時期的舊譯作,演變到新譯作逐漸增多,但緊跟美國現代化範型的1970年代,附帶討論「翻譯強國論」的遺緒與國家機構如國立編譯館扮演的角色。 第二個時期是解嚴以後,新興批判性思潮湧入下,學術翻譯市場的蓬勃與轉折。討論的要點包括:以《當代》與南方叢書為例,說明1980年代中後期批判新知的輸入熱潮;大陸譯作翻印風潮與大型學術譯叢的崛起;以及當前學術翻譯產業在蓬勃發展之際,迅即遭受幾個重大趨勢拉扯而陷入困局,這包括大陸譯作大舉進入造成的市場銷量和語言文化影響、著作權的修法加重了譯書成本和限制,以及大量新生代譯者翻譯品質的問題等。 相對於順著歷史進程的縱向來探討社會學類譯作的發展特性,本研究還從橫切面解析翻譯和學術發展的關連,藉由碩博士學位論文的譯作引用分析,討論翻譯和學術研究的關係,並且考察翻譯的教學運用,以及翻譯和學術生涯及學術政治的關連。本研究尚以「穿針引線」的縫合裂縫為喻,期許學術場域的翻譯實踐,展望以翻譯做為批判性社會介入行動的可能,並綜合討論了圍繞著翻譯而展開的焦慮,藉以檢驗學術翻譯的各種症候和病理。 在結論部分,本研究循著翻譯是學術實踐「臨界」(同時意指跨界和關鍵所在)場域的基本立場,討論了面對本地與西方之間不對等文化跨界交流下,翻譯活動中的自我和他人關係,以及譯者的主體定位和實踐能力,藉此思索面對翻譯焦慮症候的可能療癒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