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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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的啤酒故事
    (2022) 川口智美; Kawaguchi Satomi
    啤酒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最普遍的飲料,和水、茶並列為三大飲料。對成人來說,喝啤酒是一段歡樂時光。啤酒有5000年以上的歷史,其誕生眾說紛紜。有的研究者說啤酒在紀元前8000年~4000年誕生,在歐洲很早就開始製造及飲用啤酒。但是日本與台灣的啤酒歷史並不長,日本人開始接觸啤酒的時間是1810年;1860年代、清帝國統治下的台灣開港通商,啤酒也跟著傳入。等到日治時期,台灣人才稱得上認識啤酒。1919年啤酒廠誕生,台灣啤酒產業開始發展。1933年臺灣總督府開始啤酒專賣;戰後,國民政府設立台灣菸酒公賣局,以公賣制度繼續酒類的專賣。1987年,政府開放歐美和日本啤酒的進口,許可酒類有線和無線電視及廣播的廣告。最後在2002年,臺灣開放民間釀酒,啤酒市場正式自由化。本研究以台灣啤酒的歷史為主,並以圖文書的方式呈現。圖文書分為五個篇章,第一篇介紹啤酒的定義,第二篇到第三篇是日治時期台灣的啤酒發展,第四篇是戰後公賣制度下啤酒的情勢及影響,第五篇是當代台灣啤酒的多元化。台灣的啤酒發展歷史很短,但還是約有150年的歷史。現今發展出水果啤酒、茶啤酒等具有特色的啤酒。由於專賣、公賣制度,台灣啤酒發展的歷史和其他國家有點不同。這150年的期間中,台灣啤酒怎麼發展?受到環境、社會變化的何種影響?透過本圖文書,更加瞭解台灣的啤酒發展的過程,同時也展現台灣啤酒歷史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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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臺灣酒專賣制度與清酒業者的經營之道──以近藤商會為中心的考察
    (2023) 林東昇; Lin, Tung-Sheng
    1895年,臺灣進入日治時期,隨著殖民政府建立,許多日本人敏銳地注意到往新領地開展的機會,而陸續來到臺灣。這些來臺日人享受各種臺灣總督府所給予的可見與不可見的特權,以及在臺日人的網絡,開展自身商業。本文主角的近藤家族即是在1895年來到臺灣,販售日人各類的日常生活食料品,逐步擴大其商業規模,並持續在臺發展,直到1945年因日本戰敗才離開臺灣。近藤家族的眾多營業項目之中,其清酒商品最具代表性,是商會獲利的主要來源。在臺灣總督府的酒專賣制度施行之前,近藤商會發揮商人手腕,考量整體清酒市場的波動以及未來發展,與釀造商協議、下訂單,將清酒商品運至臺灣。同時,為了賺得更多商業利益,近藤商會專心擴張在臺版圖,移入不同規格的清酒切合消費者需求,並以各種行銷手法提高商會和清酒的知名度。藉由上述經營模式,近藤商會取得了亮眼的清酒生意成績。不過,在酒專賣制度施行後,近藤商會調整了原先的商業模式,改為從事專賣局-近藤商會-清酒釀造商的三方貿易。於這次改變中,近藤商會被納入殖民制度的框架中,得到了一定的清酒貿易保障,但同時這個框架也成為商會經營與獲利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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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帝國體制下的臺灣豬隻
    (2021) 小池 拓人; Koike Takuhito
    本文從日治時期臺灣豬隻宰殺的歷史出發,從財政、屠宰法規、肉品流通、戰時統制四個層面來切入日本帝國體制下的臺灣豬隻,重新思考日本統治臺灣的殖民地特性。 1898年後藤新平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以臺灣財政獨立為目標,開拓新的稅源,屠宰稅被列為地方稅的稅目之一。臺灣總督府利用臺灣人好吃豬肉習慣,屠宰稅在地方財政上具有一定的意義。總督府主要透過兩個措施來增加屠宰稅收入。首先透過大量設置屠宰場地,並使其公營化,再創設比日本還嚴格的屠宰法制,來監督私下屠宰。除了確保食品安全之外,也使臺灣屠宰稅大幅成長。 臺灣總督府將豬隻視為一種稅源,對於豬隻相關傳統民俗採取舊慣溫存,促進臺灣人的養豬活動。隨著縱貫鐵路的發達,連接起豬隻生產地與消費地,形成新的肉豬運輸系統。1920年代以後,各市都設有「家畜市場」,除了實現豬肉供需平衡之外,也讓家畜仲介商與屠戶進行肉豬交易,避免豬農與消費者虧損的風險。 臺灣總督府1930年完成本島養豬改良事業後,豬農的飼養技術也提升,開始利用進口飼料。雖然中日戰爭後,進口飼料受到限制,臺灣島內的養豬業於1940年開始衰退,然而豬隻作為本島屠宰數量最多的家畜,臺灣總督府因此得以透過屠宰場,展開肉豬的收購之外,豬皮也成了民間皮革資源。 日本帝國統治下的臺灣,以後藤新平創造的地方稅制度為起點,屠宰場成為肉品流通過程中捕豬的「網子」,日本統治者將臺灣豬隻利用為財政、肉品流通、戰時動員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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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包裡的青春物語——日治時期的學生書包
    (2020) 官力安; Kuan, lee-an
    對現在的學生來說,背著書包去上學,是一件再日常不過的事情。臺灣人開始有使用書包的共同經驗,是日治時期隨著近代學校的定著而逐漸形成。書包因為具備容器的功能性,形成教育規訓中非透明化的領域,所以在書包那個小小的空間裡面,同時交織著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範疇,既是傳遞新知識的工具,也是思想交流的橋樑。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的學生書包為中心,基於使用書包已經成為臺灣人的共同經驗,以及物件為主題的研究有大量的圖像史料,因此本文以圖文書的方式呈現研究結果。全書分為六個篇章,前四章以物質文化的角度,探究不同學制與性別的書包形式、象徵性及意義;後兩章以消費文化的角度,觀察書包商品化與兩種主要的流通情形。 書包的社會生命史,為臺灣的過去訴說了一個以學生為視角的故事,因為容器的特性,在殖民統治之下,為臺灣人留了一塊自我追尋的空間。不論學生使用什麼形式的書包,都意味著近代教育在臺灣的展開,也象徵臺灣人對於新知識與學歷的追尋。同時,從學生的個人經驗可以看到,書包裡面除了裝著課本,也裝著學生對知識的自豪,甚至是對殖民統治的不滿。書包訴說著臺灣的政治、教育與社會的變化,也記錄著不同時代裡臺灣人的期待與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