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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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從文化景觀探討安平的地方性(2005) 劉品亨安平原為位於臺江內海與臺灣海峽之間的沙洲島，在全球海外活動蓬勃發展的十七世紀，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東亞貿易據點，開啟了臺灣與安平歷史的新頁。歷經荷據時期的東亞國際貿易據點、明鄭時期的軍事和經貿雙重重心、清朝時期府城的門戶以及後期開港通商後的繁華港埠、日治時期衰退沒落的漁港到今日臺南市郊的觀光勝地，安平從傳統部落社會躍升國際舞臺，並成為全臺軍事要地及貿易中心，其間因港道淤塞而經歷數次興衰，最後終在地理形勢改變及新式產業的衝擊等因素之下，退而為臺南市的邊陲地區。四百年來多元化的歷史發展，積累了豐富多樣化的文化景觀，呈顯於安平的地表上。 由於文化景觀乃是一地文化群體歷經長時期與自然環境間的互動所產生之具體表徵，乃是其對於自我文化、社會全體認同的方式，並由此彰顯出該地的地方性。 因此本文嘗試以歷史發展脈絡為進路，首先透過文獻史料的追溯，探究各歷史時期所呈顯之文化景觀。再將各時期所累積而並置於當今安平地表上的文化景觀分為四類，包括歷史紀念性景觀、宗教景觀、商業景觀、居住景觀，透過對此四類文化景觀的發展歷程、目前景觀概況和象徵意涵的轉變三部分的分析，來探討其所形塑出來的地方性。由此分析過程中，發現海洋文化性格深深引領著安平的歷史發展，進而影響其文化景觀的塑造，充分說明了文化景觀乃是各地方自然環境與人文活動長期地互動之下，最具體的表徵，而其地方性也在此過程中逐漸地形塑出來。 然而不同風貌文化景觀的呈顯，象徵主導地方發展的力量有所不同，進而直接影響了地方性的確立和地方風格的塑造。文末藉由兩項近年來深刻主導安平文化景觀變遷的力量－老街的拓寬、改造與維護，以及觀光業的迅速興起，發現它們造成了安平文化景觀間的衝突性在擴大與緩和中拉鋸。從延平街的拓寬事件到觀光業的興起，而至「安平港國家風景特定區」計畫的進行，可以發現傳統古老的象徵景觀由遭受鄙棄到漸受重視，現代化景觀由一味地追求流行、時髦到今日開始講求復古、本土，足見失落的地方性有回復的跡象，然觀光業所帶來的無地方性景觀，卻使得其地方性的維繫產生了危機。因此如何在經濟發展與歷史文化保存間尋求平衡點，成為安平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作為臺灣歷史發展源頭的安平，在文化景觀的塑造上若能回歸到地方歷史發展的軌道，將使其成為一個深具歷史價值、文化內涵與地方特色的生活博物館，其地方性亦必能得以保存與延續！Item 烏來地區觀光發展之文化景觀意涵：原鄉居民環境識覺之觀點(2010) 陳英任; Chen, Yin-Jen觀光產業在臺灣原住民鄉鎮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本文即探討長期以觀光為主要活動之臺北縣烏來地區原鄉居民對其生活環境及觀光發展所識覺之文化景觀及其意涵。 首先訪談居民對生活環境與景觀改變之基礎識覺資料，使用識覺投射技術確認烏來地區72張文化景觀照片，續以多重分類及Q方法進行照片分類，從多重分類法取得之量化資料再以多元尺度及集群分析進行環境識覺歸納；Q方法則運用當地發展偏好來評定照片順序與群組相關之特徵。最後得到6類文化景觀群組，依受訪者對類型之描述語意交集收斂命名為：『產業生產景觀』、『公共與社會交誼景觀』、『觀光衝擊景觀』、『傳統觀光景觀』、『原住民生活景觀』、『遊憩設施景觀』；而識覺差異亦表現於『發展之適合度』、『人工與自然環境』、『傳統觀光與觀光衝擊』此三維度。 第三階段為烏來地區文化景觀類型與意涵之探討，配合深度訪談理解原鄉文化景觀中，公共與社會交誼與原住民生活景觀再現其日常生活之交流、傳承與保存之重要意義。透過量化與質性研究法歸納與分析當地居民對地方發展之文化景觀環境識覺，理解過去傳統觀光活動不僅可增加工作機會更傳達了原住民族文化，也透過社會組織與團體回應地方觀光發展之社會環境變遷。因此，原鄉觀光發展計畫仍需針對居民之環境識覺及文化景觀意涵加以研擬，方能引導出由下而上之凝聚力量以帶動原鄉社區永續發展。Item 明清時期華北黃泛區文化景觀之形塑與變遷-以開封府地區為主(2012) 白璧玲; Pai, Pi-ling明清時期河道南徙於開封府境內頻繁改道泛濫，屢次順黃河沖積扇奪渦、潁、睢等河而流，使得府內各縣多因河患沙淤影響，不僅岡阜地形逐漸夷平，土壤與河道也遍布沖積土沙，低窪地區多積水難消，如此造成表土分布特性的變化，而地表水資源蓄積能力也日趨薄弱。隨著明初策略性移民開墾荒地、於豫東黃泛區拓展生活空間，因而再度增加須承受此時黃河泛濫威脅之人口，擴大受災影響層面；不論區內居民改種適宜生長之作物、遷居至適宜之地，或於故道、灘區沃土謀取耕種之利，及官方於此興築河防工程、挑濬河道、賑災救災等種種因應策略，皆在於挑戰環境變遷的試煉，尋求適應生存的人地關係模式，從而形塑文化景觀。 本研究針對黃泛區環境特性來剖析其文化景觀的形塑與演變，釐清此災害環境條件如何影響區域歷史發展，歷史過程又如何反映在居民生活方式與景觀的變遷上，構成各種人文現象在區域中的分布脈絡。研究架構以人文生態學的複合體研究模式，及聚落景觀與區位研究方法來建立。考量研究區在明代開封府轄域內涉及縣份多，為便於進行細部研究，則就各縣所在區位特性，以及文獻資料豐富性與可閱覽情形，選取樣縣進行個案研究。藉由樣縣之區位特性所反映的地域發展差異，分析其景觀之形塑與變遷特性，歸結受黃河泛濫影響之區域，在特定時空範疇中，人與環境交互作用之人文生態結構，闡述其文化景觀之空間形式、發展類型與變遷趨勢。 研究結果顯示，明清時期官方政策主導防災體系之空間格局，導致豫東黃泛區在明清時期泛濫頻仍，不斷對地表帶來重塑的動能，使得聚落景觀隨之消長變化。河患也使得黃泛區所在之邊緣地帶人口減少，並且有頻繁向下的社會階層流動現象，形成貧富分化之區域社會結構，而居民承受政策主導環境條件，採共體時艱、安土重遷之適應方式，並成為自給生活所需資源的主要生產者，依循簡約傳統的生活方式，不致於對災害環境多加諸擾動，從而發展仰賴市集交易的農村經濟，實為本區基於防災之共同利益的平衡發展模式。本研究所呈現種種災害環境下的適應生活方式，構成黃泛區文化景觀的內涵，至今仍有跡可循。Item 馬來西亞華人新村文化景觀的變遷：增江新村之研究(2008) 鄒雁慧馬來西亞華人新村大部分成立於1949年至1954年之間，直到今日已接近60年的歷史。新村原本是作為墾民暫時性的居所，然而存續至今，成為馬來西亞獨特的聚落景觀。全馬450個新村全部集中在馬來半島，其中最大者為增江新村，具有特殊意義。 本論文試圖採用索爾（Sauer）文化景觀（culture landscape）的觀點，並藉由人文生態學家鄧肯（Duncan）的「生態複合體」（Ecology Complex）模式進行分析。即利用人口、組織、環境與技術作為編織人文生態系統的四要素，以這四個面向深入探討增江新村在不同的時間進程，其內、外力量如何改變，並形塑出其文化景觀。因此本研究試圖藉由此模式來了解增江新村內部力量的變化，並透過時間序列來呈現，增江新村在這段漫長的發展歷程中，所發生的景觀變遷，以應證索爾所提出的文化景觀理論。 增江新村在歷史的脈絡下，透過內部力量與外部力量的相互作用，在每一階段呈現出不同的景觀特色。50年代的緊急法令其間，增江新村是殖民政府規劃的集中營是聚落。1961至1989年，緊急法令結束，並配合國家發展，增江新村成為市鎮型的文化景觀；而1990年迄今，配合政府的發展計畫，新的組屋、花園住宅興起，增江新村成為吉隆坡的衛星市鎮。Item 東山鄉吉貝耍聚落居民的生活方式(2002) 張瑋蓁; Chang Wei-Chen本文以人地傳統中的文化景觀與生活方式為主要的研究概念，試圖透過對東山鄉吉貝耍聚落居民物質、制度、精神層面的探究，具體呈現文化接觸與變遷的結果，並建構其區域特色。 文化景觀的內在意義必須透過對區域的文化內涵與歷史脈絡的詮釋，才得以彰顯，因此本文先探討吉貝耍聚落的歷史背景。吉貝耍位於台南縣東山鄉，急水溪支流龜重溪的中游北岸，枕頭山腳下，當地居民的祖先主要是在乾隆年間因番屯政策而自蕭土龍遷來的西拉雅族，此一靠山的位置及複雜的居民組成，使吉貝耍受到漢文化的影響較晚。日治時期吉貝耍的人口組成至少有三個特色：「番」多漢少、漢以福建人居多、段姓為第一大姓，但由於早期的婚姻形式以招贅婚居多，使得許多不同姓氏者的血緣比同姓氏者還要親密。因此判斷本聚落的血緣類型不能像漢人聚落一般僅以「姓氏」作為判別的指標，尚必須考慮本地特殊的歷史背景。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首先探討居民物質上的生活方式，本文選擇民宅為主要觀察對象，以民宅的外部安排、民居外型、內部空間配置為指標，先討論傳統平埔族與傳統漢式民宅，再敘述目前吉貝耍民宅的情況。傳統平埔族在民居整體外部安排上著重實用性、屋舍建立在土台之上、建材及形態以生活實用為主，屋內空間分配不重視輩份的差異；而傳統漢式民宅外部元素的配置則充分顯現了傳統稻作生產型態對漢民族的重要性，除了實用功能外更特別注重屋舍的對稱，表達出著重禮法的深層思考，內部空間配置則以人倫位序為分配原則。而吉貝耍目前的民宅型態多樣，其外型看起來漢化得很快，但由個案研究可發現，一般民人要將差序格局、倫序觀念轉化到內部空間分配上，不見得是直接的，而更可能與「方便行事」、「經濟活動」有關。 社會關係方面，本文以家庭結構與親屬關係為探討對象，主要以婚姻類型、家庭結構、家庭成員的角色、部落及宗族組織為指標。傳統平埔族以招贅婚為主，由於延遲的從妻居及強制墮胎制度，使得家庭中手足的聯繫可能更重於親子的聯繫，且以女性為一家之主，部落組織中則以男性為主，以年齡作為區分。傳統漢人以男娶女嫁為最理想的婚姻形式，已婚男子另外成立主幹家庭，家庭中普遍有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現象，宗族組織則由男性主導。而目前吉貝耍的情形是，最慢在日治時期已經由母系社會轉向父系社會，但同時在某些行為上卻也隱含母系社會的思考方式，如：夫妻地位並重、女子也有一席之地、以前行招贅婚而出現不同姓氏者互相是「共內面仔」的情形、族譜將本家的女性也列入等。因此同時具有平埔思想與漢人思想，並展現在其日常行為中，是吉貝耍目前社會關係的一大特色。 在精神層面則以「村民」為主體，觀察其宗教信仰的空間特性。從文獻中可以發現，傳統西拉雅族的阿立祖、太祖信仰與傳統漢人民間信仰形式差異甚大，目前吉貝耍聚落內既有大公界也有庄廟東河宮，祭祀時間雖遵從漢人以農曆記日的觀念，但祭儀行為則反映出阿立母的地位遠高於清水祖師。由於兩種信仰交織在庄民的日常生活中，故本文透過對民宅大廳的祭祀與民國九十年「熱鬧」的觀察，來展現其空間性。村民認為「佛祖、媽祖婆、公媽牌」與「阿立祖、案祖」可以同時存在於大廳的紅隔桌上、「請佛祖遊庄」與「拜豬」也可以同時出現在民國九十年的「熱鬧」中，阿立母雖與佛祖、清水祖師有差異，但這二者不可割裂。融合了傳統平埔族、傳統漢人信仰，但卻又與二者不盡相同，這正是吉貝耍宗教信仰的空間特色。 由本文的論述可知，吉貝耍特殊的居民組成與歷史背景，影響了今日居民的物質、社會、精神生活，而觀察居民的生活方式，可以發現埔漢兩種文化之間的交融是持續且不斷往復的，有的行為與觀念偏向漢文化，有的則偏向平埔文化，使得吉貝耍產生了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區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