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llection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73884
Browse
2 results
Search Results
Item 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1855-1942）(2011) 白偉權; Pek Wee Chuen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在幫群組成複雜的移民社會裡，不同背景的華人移民如何逐漸擺脫原鄉地緣和血緣的羈絆，整合成以地域為單位的地方社會。 居於柔佛首府新山（Johor Bahru）的華人，共有潮州、廣府、福建、海南以及客家五個幫群。和馬來西亞其他地區的華人不同，新山華人各幫群之間不但無明顯的分立或衝突，反而呈現相對整合的狀態。幫群整合的具體指標體現於各幫協手共建的義山、廟宇和學校。 本研究從「地域社會」的觀點出發，以人地互動與人人關係的角度，探究1855年至1942年間，新山華人幫群的整合過程。首先說明新山地區的自然與人文環境背景，以從大尺度了解區域的產業發展以及整體社會秩序的建立；其次釐清不同時期各群體或幫群在新山的移殖、發展及互動過程，以探究在各時期主導新山華人社會的群體以及所形塑出的社會特色；第三探究各幫群互動過程中，人與地、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建立與重組，最後歸納分析新山華人由幫群社會轉化為地方社會（或稱地域社會）的過程與原因。 研究認為，新山幫群整合的結果很大程度上與柔佛地區以農為主的經營型態有關。當地礦產資源的缺乏避免了因爭奪礦區所產生的衝突；世界對農產品有大量需求時，土地遼闊、位置鄰近出口市場也使柔佛熱帶栽培業有無限的發展潛能，這些自然因素形塑了本區域非競爭衝突的環境傳統。 在此環境下，尚缺乏財力和人力的統治者採取「獨尊義興」的策略，依賴此潮系私會黨為國家累積政經實力，義興公司隨即成為新山華人社會的主導者。在義興為首的時期，新山還是屬於幫群相當單純的潮州社會，其他幫群的移民人數相當零星，故幫群間的分際並不明顯。進入20 世紀以後，隨著國家機器的成熟，其對國土和經濟的控制能力逐漸加強，進而取代私會黨的功能，義興公司地位下降，在新山經營各種生意且無私會黨背景的各幫商人則逐漸取代義興公司的地位，成為新山華人社會的主導者。 後期新山的幫群結構雖已相當複雜，但新山華人社會並未因此解裂，反而延續之前較為整合的運作模式，此一結果相信與新山市街的行幫壟斷有關。行幫壟斷使各幫在非競爭關係的前提之下相互提供服務，加強彼此在日常生活中的依賴關係，這樣的街坊關係蓄積了日後彼此整合的可能性。此外，後期新山具有影響力的商人大多與中國原鄉的關係密切，對新生的「中華民國」有很強的認同感，此一更高層似的國族認同無形中也淡化了各幫之間的差異，延續了新山華人社會整合的景象。總體而言，新山華人社會的整合並非既有的事實，而是處於不斷變化的過程。Item 國家、產業與地方社會的形構：馬來亞拿律地域華人社會的形成與變遷（1848-1911）(2016) 白偉權; Pek, Wee-Chuen本研究旨在探討南洋華人社會關係的形構機制，以地理学的觀點為海外華人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野。本研究有別於過去以幫群本質分類之論點，企圖以新區域地理學之人—地互動觀點為視角，分別從國家、產業和社會三者的互動關係，檢視身處異域的華人如何因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國家、產業）進行調適，促成社會關係變遷。 本研究將以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馬來半島地區最主要的錫礦產區（產業）拿律為例，探究拿律地區在歷經長達十多年的械鬥，經歷了馬來王國及英殖民政府兩個不同的政權，最終於19世紀末始趨於穩定，當中國家、產業和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互動關係。本研究將分為三大部份進行論述。 首先探究拿律地區由於殖民經濟的發展，遂在馬來封地上所形成的華人社會，以及錫礦的生產與華人日常生活的鑲嵌，建構出與產業高度重疊的礦區社會。 其次，在馬來封地主的放任治理下，華人透過錫礦產銷體系的運作、天地會制度，以及日常公系統（信仰、葬地等）的建立，使各種角色的華人維繫成為一個關係緊密、跨方言群、跨區域（檳城—拿律）的龐大生命共同體—「港門體系」。這個高度依賴不可更新資源維生的生命共同體在面對資源枯竭及土地贍養力不足時，而國家又無法起到調節的作用，遂發生資源競逐的情形，而持續不斷的衝突最終則導致了英國的介入。 第三部份，當拿律進入英治時期，英政府所推行的各種制度和建設，破壞了舊有華人社會的經濟體系，進而改變既有的產銷結構、維生內容及空間，導致舊有華人關係體系的瓦解，而華人在面對新的「國家」和「產業」環境時，重新建構一組新的社會關係。 本研究認為，社會關係是由國家和產業活動影響下所建構而成。在馬來封地主時期，拿律的華人社會與錫礦產業高度重疊，當時國家力量和產業(土地)的贍養力薄弱，華人關係的組織，經濟因素優於本質因素（例如方言群），社會的一體性高，且內部關係緊密。到了英治時期，社會對單一且不可更新資源為基礎的錫礦產業依賴度降低，加上國家力量和產業（土地）贍養力趨強，使華人關係的組織，本質因素優於經濟因素，社會組織偏向細碎化。雖然這些細碎化的組織之間有所連結及整合，但緊密程度卻大不如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