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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巴丹文化圈」到「帝國版圖圈」的蘭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6-12-??) 田騏嘉; Chi-chia Tien
    目前有關蘭嶼、Tao的學術研究多以人類學、民族學等為主流,時間斷限則以二戰後(1945年以後)為主,歷史學、1945年以前的研究則相對缺乏。另一方面,自日治時期起已有學者提出蘭嶼Tao與巴丹島Ivatan關係密切的證據,至近年來隨著兩地交流愈趨頻繁,回溯或建構跨境族群的區域研究亦漸興盛。職是之故,本文欲從另一角度探討原與巴丹島交流頻繁的蘭嶼,如何轉變為現今對於蘭嶼隸屬臺灣的普遍認知。自大航海時代展開後,各國探險家順著黑潮「發現」臺灣及蘭嶼,直至荷西時期開始出現「征討」Tao的文獻紀錄,接續的政權-清帝國對蘭嶼則僅止於有名無實的統治,直至1805年日本接收臺灣,蘭嶼才正式成為日本帝國統治下附屬於臺灣的島嶼。此外,Tao是以口傳傳承歷史與經驗的族群,然而自文字發明以來,歷史書寫多掌控在握有文字與權力的族群手中,因此本文嘗試使用Tao的口傳神話及來自外族的文獻紀錄,如《熱蘭遮城日誌》、《巴達維亞城日記》、清代方志、西方探險家遊記與研究、日治時期相關研究及各時期地圖等,建構文化與語言和巴丹島Ivatan相似,本不屬於臺灣的蘭嶼及Tao,如何從「巴丹文化圈」被劃入「帝國版圖圈」,進而成為「臺灣」一部分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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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期國家對蘭嶼土地的控制及影響
    (2016) 田騏嘉; Tien, Chi-Chia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第一個實質統治蘭嶼的國家─日本,如何透過理蕃政策、土地調查等手段控制蘭嶼的土地與達悟族(日治時期稱「Yami」),以及日治時期所制定的土地相關法規、土地利用方式如何延續至戰後,並隨著時局鉅變進而成為蘭嶼土地大量流失的源頭。有關蘭嶼的先行研究多以人類學、民族學為主,歷史學相對缺乏;探討蘭嶼土地問題的研究亦多以戰後為時間斷限,然而筆者爬梳日治時期的史料文獻後,發覺土地被侵占或不當利用的源頭就在日治時期。   在大航海時代展開前,蘭嶼達悟族和語言、文化相近的巴丹群島Ivatan人交流最為頻繁,即使兩地於三百多年前因紛爭導致交流停滯,而臺灣陸續受到荷蘭、西班牙、鄭氏與清帝國的統治,蘭嶼依舊處於遺世獨立的狀態。直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發,清帝國施行開山撫番政策,蘭嶼也在1877年被象徵性地納入清帝國版圖,並由恆春縣管轄,而此舉即為1895年蘭嶼被劃入日本帝國領土的關鍵。   日本帝國是第一個實質統治蘭嶼的國家,由於沒有前朝相關施政紀錄可沿襲或參考,便在1897年先派出探險隊調查蘭嶼(紅頭嶼)自然環境、物產及族群等,發現蘭嶼對日本無多少殖產之利,加上地處偏遠、蕃情穩定,所以在1908年由派出所改制為駐在所、1909年由蕃地轉為普通行政區,官方對蘭嶼的理蕃脈絡皆異於其他臺灣原住民族,而自成一格。   本研究發現臺灣總督府從未明令將蘭嶼設為人類學保留地而放棄開發,且官方在各時期對蘭嶼的開發不曾停滯,並因應時勢改變對蘭嶼殖產的需求。臺灣總督府所制定的高砂族保留地制度,雖然未在日治時期造成顯著影響,但卻因戰後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的情勢變化下,使得蘭嶼轉為安置龐大軍需人口與重刑犯的地方。戰後國民政府承襲自高砂族保留地的山地保留地制度,雖然原意是為維護原住民生計,卻允許公家機關及各級學校經呈准後使用保留地,在國家需求與國家特權相互交織下,使日治時期的法令條文轉為大量蘭嶼土地「流失」的關鍵。   本研究分析蘭嶼土地被侵占或不當利用的根源及現今面臨的土地爭議,發現若只分析戰後的法規和現象無法了解問題癥結,因山地保留地的「原型」即承襲自日治時期的高砂族保留地。因此若要解開部落之於國家、傳統領域之於國土間的矛盾與紛爭,就必須探討日治時期國家對蘭嶼土地的控制及影響,方能找到現今蘭嶼土地爭議的脈絡與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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