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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末至隋朝之《孝經》傳播與孝道實踐
(2022) 湯青妹; TANG, QINGMEI
本文聚焦於漢末至隋朝之《孝經》傳播與孝道實踐這兩個議題，旨在究明《孝經》地位提升之過程、原因、意義如何？此外，尋繹此一歷史時期孝道實踐的實相為何。以下則逐一介紹各章重點：第二章旨在勾勒《孝經》在兩漢傳播的歷史圖景，其中指出《孝經》在兩漢的地位並不完全一致，而《孝經》地位之明顯提升，應當是東漢以後的事情。筆者認為，《孝經》地位得以提升的重要原因是：其一，與緯書系統中孔子形象的轉變有關。第二，漢儒賦予「孝」以宇宙論基礎，使得「孝」得以與元氣、天道扣合，進而具有化生天地、萬物之力量。此外，筆者以「至孝」一詞作為線索，指出「至孝」一詞之使用具有特殊性，反映在西漢時稱「至孝」針對的是帝王，而東漢時「至孝」一詞與平民聯結。在此基礎上討論兩漢以來如何接受並轉換《孝經》之感應觀念？第三章則指出，漢末以後，《孝經》地位持續上升，亦逐漸受到帝王重視，此則主要表現為三個層面：第一，《孝經》成為形塑君臣關係的重要依據。藉由考察移孝作忠這一命題如何成立，筆者認為《孝經》提出這一理論本根源於血緣社會，在血緣社會中移孝作忠並不存在矛盾。但若這一社會基礎動搖，則「忠」、「孝」便失去調和的基礎，其矛盾便會顯現。而東漢時提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這一說法，其背後所反映的是「孝」和《孝經》地位之提升。至於漢末以後，出現帝王、皇太子講《孝經》這一現象，亦是基於東漢《孝經》學地位的提升這一大前提。因西晉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是首例，故以這次講《孝經》事件為線索，探討晉武帝司馬炎如何藉由以「孝」治天下的理念而重建政治秩序。最後，亦可發現講《孝經》在形式上對佛教之唱導儀式有所借鑒。第四章論述的重點在於，以漢至隋之間的居喪方式為研究進路，進而考察其背後所體現的「孝」觀念為何？而這「孝」觀念與經書觀念是否存在落差？首先，依據經學觀念和相關史料，筆者將居喪方式分為：居喪守禮、居喪過禮、居喪不及禮、居喪違禮。至於在研究材料上，筆者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碑刻、墓誌等材料，由此得出幾點觀察：第一，西漢時的居喪案例較少，而東漢以後開始有明顯提升。第二，在四種居喪方式中，則以居喪守禮及過禮佔據大宗地位。至於魏晉名士居喪不及禮之類似情形，早已於漢末出現，而至南朝時依然存在，且有關此居喪方式之評價，頗依賴政治情勢，若帝王有意打壓，則此種居喪方式很容易被冠上違禮的罪名。至於三年之喪的部分，筆者指出：三年之喪進入正式國制，乃經過漫長的歷史時期，且真正落實到現實生活亦存在諸多困難。就以士人而言，若真正踐行三年之喪，則很容易影響其政務之運行。第五章考察的對象分為入仕之士人與隱士。筆者首先從制度層面入手，指出與「孝」觀念有密切聯繫的三種選舉制度是：孝悌力田、孝廉、至孝，在逐步分析這三種制度各自的思想淵源之後，筆者指出：這三種選舉制度背後所隱藏的一條線索是：經學地位在兩漢的逐漸提升。至於隱士，他們雖然沒有加入官僚系統，但也相當積極地參與社會生活，具體表現為：如促進私人講學之風興盛；再如促進《孝經》在民間社會的進一步傳播，其中亦有隱士以醫療疾病為手段，推動庶民階層進一步接受「孝」觀念。如果說第二、三、四、五章是四條主線的話，則第六章是一條輔線。筆者聚焦於「二十四孝」孝子形象之成立及其典範意義，選擇郭巨、黃香、王裒則是分別代表庶人、入仕之士人、隱士這三類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筆者指出：此三人的孝行故事展現出不同社會階層之人，在實踐孝道時所面臨的困境是不同的，乃至於孝子形象的形塑或恐不局限於「孝行」，由此可見孝道實踐頗具複雜性。要言之，本文指出《孝經》在傳播過程中，乃適應了不同階層之人的需求，此亦回應《孝經》「五等之孝」之觀念。此外，東漢以後對「孝」的理解有所轉變，表現為：上至帝王、下至庶人，皆有至孝感天的資格。思想觀念影響行為方式，而具體落實到孝道實踐層面上，自東漢以來至隋朝，顯然如何居喪是這一歷史階段的重要議題。